毕昇：活字印刷术的传奇发明家

毕昇（约 970 年 —1051 年），是中国北宋时期发明家，也是活字版印刷术的发明者，来自北宋淮南路蕲州蕲水县直河乡（今湖北省黄冈市英山县草盘地镇五桂墩村）。

毕昇出身平凡，从十几岁开始，进入杭州一家私人书坊当学徒，从事手工印刷工作。在长期的印刷实践中，他深知雕版印刷的艰难之处，每印一本书都要重新雕一次版，不仅耗时漫长，而且成本颇高。但也正是这段经历，让他认真总结前人的经验，萌生出改进印刷术的想法。如果改用活字版，只需制作一副活字，就能排印任何书籍，活字还可反复使用，虽然制作活字工程量较大，可后续排印书籍就会方便许多。在这样的启示下，毕昇于宋仁宗庆历年间（1041 年 —1048 年），用胶泥刻字，每字一印，用火烧硬，在铁制的框子里排列字印，再用松脂、腊和纸灰调制成药品，通过火烘使其固定成为一个整体，利用这种方法可以印千余本书籍，活字印刷术由此诞生，其印刷工艺原理与现代铅字排版印刷大体相同。

活字印刷术的制作流程十分巧妙。先是用胶泥做成一个个规格统一的单字，用火烧硬，使其成为胶泥活字，然后把它们分类放在木格里，一般常用字会备用几个至几十个，以备排版之需。排版时，用一块带框的铁板作底托，上面敷一层用松脂、蜡、纸灰混合制成的药剂，接着把需要的胶泥活字一个个从备用的木格里拣出来，排进框内，排满就成为一版，再用火烤。等药剂稍熔化，用一块平板把字面压平，待药剂冷却凝固后，版型便制作完成了。印刷时，只要在版型上刷上墨，敷上纸，加上一定压力，就可以印出文字内容了。印完后，再用火把药剂烤化，轻轻一抖，胶泥活字便从铁板上脱落下来，下次又可以再拿来使用。而且，为了便于拣字，毕昇还把胶泥活字按韵分类放在木格子里，贴上纸条标明。遇到不常用的冷僻字，如果事前没有准备，也可以随制随用。为了可以连续印刷，他还采用两块铁板交替使用的方法，一版进行印刷，另一版则用来排字，大大提高了印刷效率。

毕昇也曾试验过木活字印刷，不过由于木料纹理疏密不匀，刻制起来困难重重，木活字沾水后容易变形，以及和药剂粘在一起不容易分开等原因，最终没有采用木活字印刷的方式。

毕昇所创的活字印刷术优势明显，具备一字多用、重复使用、印刷多且快、省时省力、节约材料等优点，相较于以往的整版雕刻，既经济又方便，这无疑是中国印刷术发展史上的一次重大革新，更是人类印刷事业发展中的一大创举。

活字印刷术对中国乃至世界文化传播都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在中国，它推动了文化知识更快速、广泛地传播，让众多典籍能够更高效地被印制出来，为文化传承奠定了坚实基础。从世界范围来看，这项发明沿着丝绸之路等贸易途径传播到了亚洲诸多国家以及欧洲等地。比如，毕昇的胶泥活字首先传到朝鲜，被当地人称为 “陶活字”，后来又传到了越南、菲律宾等东南亚国家，以及德国、俄罗斯等欧洲国家。公元 1456 年，德国的古登堡用活字印《古登堡圣经》，这是欧洲第一部活字印刷品，比中国的活字印刷术晚了约四百年。活字印刷术传入欧洲后，迅速在十多个国家传播开来，对普及科学文化知识和促进工业革命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还促成了现代印刷技术的发明，促使文艺复兴运动的到来，成为推动世界文明进步的有力杠杆。

毕昇的事迹仅见于沈括的《梦溪笔谈》，但他的名字却永远镌刻在了历史长河之中，成为古代科技史上里程碑式的人物，是黄冈的骄傲，更是中国的骄傲。

李时珍：本草纲目背后的药圣

早年学医路

李时珍（公元 1518 年 - 公元 1593 年），字东璧，号濒湖山人，湖广蕲州（今湖北蕲春县）人，出生于医药世家。他的父亲李言闻，医术高明且医德高尚，深受当地群众爱戴。在家庭医学氛围的熏陶下，李时珍自幼便对药草有着浓厚的兴趣，父亲时常带他到山中辨别药草，观察其生长情况，这使得他积累了丰富的药草知识，也能认出许多药草的名字。

然而，当时医生的社会地位并不高，父亲希望李时珍能通过科举考试获得功名，改变家族的社会地位。李时珍于嘉靖十年（1531 年）考取了秀才，但此后的科举之路并不顺利，三次乡试均落榜。不过，在准备科举考试的过程中，他积累了丰富的古代历史文化、科技、天文、地理等知识，这些都为他后续从事医学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经历了科举的不顺后，李时珍决心放弃入朝为官，重拾儿时对医药学的热爱，毅然投身医学，跟随父亲行医，开启了他在医药学领域的探索之路。在多年的临床实践中，他越发察觉到许多医书中的记载存在不准确甚至错误的情况，深感医药学的混乱和不足，这也促使他萌生出亲自进行药物研究、编写一部准确的医药学著作的想法，为后来著书立说奠定了基础。

太医院时光

李时珍凭借高超的医术，先是因治好了富顺王朱厚焜儿子的病而医名大显，被武昌的楚王朱英裣聘为王府的 “奉祠正”，兼管 “良医所” 事务。后来，朝廷下诏在全国选拔有经验的医生填补太医院的缺额，楚王便将他推荐进京，李时珍进入太医院后任院判之职（也有说法是担当御医）。

在太医院任职期间，李时珍迎来了难得的学习与见识机会。他得以通览太医院所藏的众多医书，这些珍贵的典籍让他能够站在更广阔的知识层面去审视医药学的全貌。同时，他还能时常出入御药库、寿药房以及京城著名药店，认真仔细地比较、鉴别全国各地的药材，从中获得了大量民间的本草信息，看到了许多平时难以见到的药物标本，大大开阔了眼界。此外，他还寻访京城著名的药堂、药铺、医馆，向老先生们虚心请教医术、学习药理知识。例如，他慕名寻访元末明初医学养生大家丁鹤年创建的鹤年堂，在那里识得上千种中药饮片，学会了鉴别、筛选、炮制丸散膏丹技术。又经人引荐，结识了京城几位颇有名气的郎中，通过向他们请教，进一步深入了解了望、闻、问、切的诊断方法和阴阳五行八纲的基本理论，还掌握了多种疑难杂症的诊断、选方、谴药等知识。

但当时的太医院被一些庸医弄得乌烟瘴气，医官们为迎合嘉靖皇帝，四处收集 “仙方”“丹方”，翻遍历代本草古籍企图找寻长生不老之药。李时珍诚恳地向嘉靖皇帝进言，劝其别再服食丹药，却惹得皇帝大为不满，此后他在太医院受到多方排挤，有职无权。面对这样的环境，李时珍觉得太医院不宜久留，在京城任职一年后，便托病向院使提出辞职，毅然回乡继续钻研医学，去追寻自己心中真正想要达成的医药学目标。

著书立说功

回到家乡后，李时珍正式开始了《本草纲目》的编写工作。为了完成这部著作，他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努力。

他深知实践出真知的道理，从 1565 年开始，游历武当山、庐山、茅山、牛首山以及湖广、南直隶、河南、北直隶等地，足迹遍布大江南北。在这个过程中，他收集药物标本和处方，向各行各业的渔人、樵夫、农民、车夫、药工、捕蛇者虚心请教，汲取他们的知识和经验，不放过任何一个了解药物真实情况的机会。例如，为了弄清楚蕲蛇的特性，他追根究底，在捕蛇人的帮助下，登上蕲州城北的龙峰山，深入到狻猊洞周围怪石嶙峋、灌木丛生的地方，亲眼观察蕲蛇的生活习性以及捕蛇、制蛇的全过程，从而在《本草纲目》中对白花蛇的描述能够做到简明准确。对于穿山甲，他也亲自上山观察，在樵夫、猎人的帮助下捉到穿山甲，通过研究其食蚁的真实情况，肯定了前人说法正确的部分，同时也纠正了错误之处。

在参考资料方面，李时珍博览了《神农本草经》之后的诸家本草，精读了历代著名医籍，还参考了经史百家方志类书等多达 800 多种资料，从古典著作到神话传奇，只要有关医药的资料，他都广泛搜集。在充分掌握资料和实物标本的基础上，本着严肃认真、实事求是的精神，不畏艰难险阻，耗时 27 年，历经 3 次易稿，终于在公元 1590 年完成了这部长达 192 万字的巨著。

《本草纲目》堪称中国医药学史上的一座丰碑，它是 16 世纪以前中药学的全面总结，凝聚了李时珍对药物的深入研究以及对人类健康的深切关注。书中详细记载了各种草药、动物、矿物的特性和功效，并结合经验和实践给出了使用方法和禁忌，还收录了 1892 种药物（其中有 374 种是李时珍增补的），附方 11000 余首，插图 1000 多幅。不仅如此，李时珍还打破了自《神农本草经》以来沿袭了一千多年的上、中、下三品分类法，创立了更为科学的药物分类体系，将药物分为水、火、土、金、木五行，每行又分为 10 类，共计 50 类，这种分类方法比欧洲植物分类学的创始人林奈的分类法还要早 170 多年。

这部著作对后世医药学的发展影响深远，不仅在中国被奉为经典，还传播到世界各地，被翻译成多种语言，成为世界医药学史上的重要著作之一，为世界药物学、化学等自然科学的发展都提供了重要的借鉴与启示，为人类健康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